因此，在社会危害性和个人受限制之间，需要从事的工作是平衡。

公理制教会治理形式更加民主，每个地方教会都是自治的，拥有自己的财产，有权自行任命牧师，自选职员。他们曾经历过大不列颠暴政的统治，知道当政府力量过于膨胀时是什么滋味，为了摆脱其压迫，他们还进行了一场大战。

现在历史学家正发现，比起宪法，也许圣经才是我们的建国文献：一个特殊、神圣、为神所呼召来建立社会模范的民族、世界灯塔之美国，《圣经》才是这些力量的来源。制宪者们预设的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权力，仅限于人民通过宪法托付其的权力。威瑟斯彭牧师通过他的学生詹姆士•麦迪逊提出的解决方案最终被采纳：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分支，三权互相制衡，以防止任何一个个体或群体权力过大。约翰•亚当斯在年轻时，是一个坚定的公理会教徒/清教徒;虽然在1800年代，他的信仰向自由化发展，但仍被认为是个基督徒。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判决中也会引用宪法及国父们的宗教背景作为辅助依据。

托马斯•杰弗逊在早年可以被归为自然神论者，但在晚年时倾向于基督教的上帝一位论;与自然神论者不同，他承认有一位上帝回应人的祷告，并介入人类历史。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们所锤炼的那部伟大文件——《美国宪法》。二、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社会公德 中国宪法文本似乎对社会公德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

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比如，韩国宪法第21条第4款规定：言论、出版不得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利或公共道德、社会伦理。[xxvi] 但时至今日，传统的家族制度和伦理秩序已然解体，不应该限制公民的姓名权，包括姓的自主决定。[xxi]个人本身嵌在社会关系之中，一己之行为自然而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影响。

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与婚姻法的精神格格不入，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古。[vi]哈特持有极为谨慎的态度：承认道德的意义，并提醒道德法律化的代价。

德国法院普遍承认，妓女可以就妓院老板已经承诺而没有发放的工资提起诉讼。我国刑法将以赌博为业入罪也存在这一方面的嫌疑。根据该规定道德是限制表达自由的重要理由。该条从政治上看有其必要性，在宪法上也有依据，宪法第4条特别强调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并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予以特别保护，专门指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xxviii]黄茂荣先生认为，善良风俗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尊重之起码的伦理要求，它强调法律或社会秩序之起码的伦理性，从而应将这种伦理要求补充地予以规范化，禁止逾越。[xxx]该案的裁判结果大抵符合言论自由的基本原理，公民有言论自由，同时其他公民也有批评和反驳的权利。[xlii]在梁洪文诉李果红等侵权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擅自迁移原告母亲坟墓的行为，损坏原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当代，在个人的自主和家庭从属之间更强调个人的自主，保护个人在姓名的自主决定权。

德国法院认为，这一承诺违反善良风俗，对丈夫的行动自由作出的限制，违背了婚姻的道德本质。[x]相较之下，宪法51条充满冷酷的密尔主义色彩。

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第二，社会公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道德。

[xvii] 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宗教之上，则宗教的迷雾、道德的说教将淹没人本身。[iv] 对此，哈特认为公众情绪以语言表达即可，没有必要以法律强制执行，更不需要采用惩罚的手段。[xxvii]子女随父姓，并以姓标示自己血缘的必要性和社会作用已经降低，或者已经不存在。法律家长主义由此滋生，并与古代法律传统产生某种契合。但如果一个住房是以适当的价格出租的，那么这项出租合同是有效的，即使出租人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悉出租房将要用来从事何种活动。法律语言强调具有明确内容的必为、可为、禁为等模式，必须具有规范的要素，给予人们明确的行为指引，指导立法和审判。

[xii]谢维雁主张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是一种整体效力。爱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统领，源自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追求和实践。

这一用法逼迫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社会公德做通盘考虑：何谓社会公德，如何应用。当然，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具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因此而产生的观念上的断裂和社会过渡期间的不稳定。

基本权利是否能够直接适用在私法领域存在争议，但如果基本权利具有充分的重要性，直接关系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应该承认其作为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并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美国宪法未将社会公德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这更加促进社会观念和道德的多元化，法官在裁判中自觉恪守道德中立，给公民权利更多自由空间。

是否双方自愿就能排除其社会影响，使该事项成为私人事务？一个人同意让另一个人杀死，如果可以排除行为的犯罪或违法性质，则刑法的执行效力无疑将遭受致命的打击。但在具体立法时，要根据立法对象将已经确定的价值选择在具体情形中落实和权衡发展出具体的法律规范。[xxv]新的判决认为杀害尊亲属罪与杀人罪应该可以同样适用缓刑，这实际上不再肯定和支持儒教提倡的亲亲、尊尊的公共道德及其相关制度。比如结婚似乎是男女个人的事情，双方自愿就可以。

不过根据上述分析，宪法并未赋予所有社会公德的渊源同样的价值比重。慧林、慧梅俩夫妇对待二老同样看待，产业平等。

哈特认为斯蒂芬、丹宁勋爵更加明显，他引用丹宁勋爵的一段话作为理论的靶子： 对危害性极大犯罪之惩罚，应该充分虑及大多数市民对之深恶痛绝之反感。现代婚姻法理性地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教育义务，并未确认个人在人格上服从家庭或父母。

宪法总纲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本条惩罚对少数民族的冒犯行为。

宪法文本中与社会公德相关的条款有：宪法序言、宪法第24、53条。[xxxiv] 夏卿. 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之中国化[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2. [xxxv] [德]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515. [xxxvi] （2013）衡中法民一终字第261号。六、新爱夫妇生前其家产全由新爱夫妇使用，慧林、慧梅俩夫妇只有修理的义务。在宪法文本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相并列，宪法第24条将道德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环节，因此精神文明是比道德更高的范畴，探讨中国宪法文本的公共道德观不能不关注精神文明的相关规定。

该遗嘱属无效民事行为。概言之，以社会主义裁剪和衡量道德，意味着以人的主体性评价道德，支持和弘扬肯定人的主体性的新道德。

道德法律强制导致服从者将出于恐惧，而非道德遵守法律。所以，宪法做如此规定也算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判决主张国家机关监督公民的言论自由，执行社会公德。在宪法体系中，基本权利体系最直接地体现了人解放和自由的地位和保障。